招财猫配资反内卷需要坚持市场化路径

淘汰落后产能、反内卷充满挑战，但并非不可为。今天的反内卷，首要任务依然是遏制各级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。

文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

最新数据显示，中国7月的生产者物价指数（PPI）较去年同期下降3.6%，连续34个月下降，时长已向2012-2016年历史极值的54个月逼近。十年前，工业企业的“内卷”表现最终催生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削减煤炭、钢铁、水泥等行业的过剩产能，严控这些行业的信贷和补贴，限制他们的发展，扭转了PPI为负的趋势。疫情结束后，多个行业仍呈现“以价换量”但仍难盈利，最终演变为“量价双降”，这些现象不仅存在于传统的落后产能，也出现在太阳能、新能源汽车等新兴行为，市场主体感受到的“内卷”程度愈发加深。在此背景下，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“产能过剩”，去年底的会议提出要“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”，今年五月以来中央部委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反内卷政策。

过去十年，新能源汽车行业完美地诠释了“内卷式竞争”的特征。中国新能源汽车从后发追赶到成本领先，仅用了十多年时间。自2023年起，因行业产能远超需求，头部企业率先发起价格战，并迅速席卷全行业，导致行业利润被大幅压缩。头部企业降价但营收增长有限，更多中小及尾部品牌陷入困境。尽管如此，部分企业仍在扩张产能，其主要目的已不在盈利，而是不惜代价抢占市场份额。新能源汽车行业并非孤例，多个行业均面临类似局面，企业经营困境影响劳动者收入，进而导致需求下降，形成螺旋式下行循环。

本轮反内卷政策的效果尚难断言。我们可以回顾十年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。供给侧改革包括“三去一降一补”（去产能、去库存、去杠杆、降成本、补短板），于2015年11月开始，对于落后产能采取关停转搬等手段，仅一年时间就去掉了4500万吨钢铁产能、2.5亿吨煤炭产能，通过棚改等手段，自2016年初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迅速下降，数据效果显著，PPI也在政策实施一年后回正。此后，相关部门于2017年开展金融和财政领域的去杠杆，旨在降低企业负债率和政府债务水平。

虽然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取得一定成效，但也严重冲击了市场，金融强监管导致部分行业部分企业陷入困境。民营企业融资受限，不少因股权质押风险和流动性危机而寻求国有资本接盘，甚至引发“民营企业退场论”。

为什么会这样？十年前的去产能并不是主要通过市场手段让市场出清的过程，而是大量采用了临时性减产和压供给的干预政策，包括限制工作日数、全行业按比例减产，即使关停转搬，也不是在统一环保标准、同等金融服务等市场规则下进行，而是由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行业指导下的微观干预，这样的结果是留下的产能未必是最高效的，也会存在所有制的差异。2018年底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议就指出了这一点，“去产能、去杠杆要对各类所有制企业执行同样标准，不能戴着有色眼镜落实政策，不能不问青红皂白对民营企业断贷抽贷”。

这些问题叠加2018年的中美贸易摩擦，最终使得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力度减弱。短期的压供给、减产量可以临时性去产量，但僵尸企业并没有出局。2018年以来，中国接连遭遇冲击，全球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一度增加，去产能紧迫性下降。行政约束放松后，先前压降的产能逐渐恢复，而部分新增产能又引起新的过剩局面。

本轮反内卷政策已有多项出台，比如相关部门召开行业会议，告诫市场主体停止“无序竞争”和“恶性价格战”，采取禁止低于成本价销售、实行价格监测、引导行业行会在企业产品定价自律发挥作用等方式指导价格，在太阳能、钢铁、水泥、电池、材料和石化等行业出台削减产能或者严格审批新增产能等。这些政策与2015年供给侧改革有共通点，也意味着反内卷政策多具临时性，尚非治本之策。

政策之中，也有试图重塑市场与重建规则的内容，如修订《价格法》和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等法律，以打击“低于成本倾销”和“欺骗性定价”；提高行业标准，如能耗、环保和安全标准，迫使低端、低效的产能退出市场。但考虑到过往运动式执法的经历，这些新规则能否持续、公平地对待所有市场主体尚且存疑。

那么为什么僵尸企业无法出清？为什么去产能如此的困难？市场出清是一个残酷的过程，出清和去产能往往意味着企业重组、并购和退出，不仅导致股东和债权人的重大损失，也对就业和税收造成冲击，令地方政府及相关利益群体难以承受。中国的增值税占税收的权重极高，生产制造企业的税收对生产地政府的税收收入极为重要，因此产生的人口和资本导入，还会进一步增加卖地等收入，这些使得地方政府有太强的动机去挽留、挽救企业，让企业有能力做大规模、过度地容忍微利或亏损状态。此外，市场的出清不仅仅是行业市场份额的调整，也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，对社会稳定会造成很大压力。此外，所有制也是部分国有低效落后产能无法出清的原因。

尽管淘汰落后产能、反内卷充满挑战，但并非不可为。1990年代末，中国国有企业绩效低下，多次整顿成效有限，直到1998年中央决心推动国企改革，实行“抓大放小”，中央仅保留约200家企业，其余全部退出、推向市场。各地国企退出更为普遍。这个过程说起来只有几行字，但是惊心动魄，时任总理在1998年的总理记者会答记者问时，回答到“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，我都将一往无前，义无反顾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。当然，去产能过程中，不可能只做减法，千禧年之际，在去产能的同时，政策组合也为市场创造了新机会，如十余个行业部委撤销、降低政府对市场干预，对各国做出重大让步以加入WTO，大幅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，为此还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。这些做增量的、以市场化、放权为主的政策组合最终让中国经济焕发新生，正是这一次的改革，才让中国今天拥有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，有了举世瞩目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成就。

今天的反内卷，首要任务依然是遏制各级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。202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提及“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”时，旗帜鲜明地指出要“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”，正是地方政府财政补贴、用地用工和融资便利等隐形支持使行业迟迟难以出清的关键所在。但地方政府的这些行为很难一纸文件就管得住，必须从财政体制、竞争中性和产业政策等宏观体制入手，逐步营造公平、市场化、稳定可持续的竞争环境。唯有如此，才能让各种所有制有信心实施长远计划，而不是紧跟政策指挥棒，进而不得不同质竞争，造成价格逐底的内卷格局。企业能长远打算，他们才有可能加大长期技术研发和创新投入，才能摆脱“内卷”困境，实现高质量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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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闫曼 man.yan@ftchinese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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